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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土耳其和奥地利的差距,第七章 严明的纪律

互联网 2021-03-01 17:46:32
第七章 严明的纪律

1683—1860年

我在整本书中时刻都在强调军事服从法律的重要性。任何国家,哪怕是最为自由独立的国家,都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在军队领袖面前追求军事独立。我认为纪律是联系整体的关键,如若没有纪律,所有规则和所有形式都将失去意义。也许它就是正规军队与游击部队之间的区别,也是前者相较于后者的优势所在。

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征服美洲,开发利用那里的资源,横跨大西洋的贸易区域由此诞生,刺激经济和商业发展。可以齐发炮弹的大型航海船舶行驶至比伊斯兰更为遥远的地方,从美洲大陆发掘的新财富可以用来换得东方的传统商品——丝绸、珠宝、香料、精陶和后来的瓷器。地中海不再是欧洲世界中心。英格兰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荷兰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不甘落后,也很快跟上。伊斯兰商人曾长期垄断西非奴隶行业,这时候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此时欧洲开始与之竞争,为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制糖业,以及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寻求劳力,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工业增长和新发明成倍增加,农业技术改良极大地增加了食物供应。1712年,纽科门蒸汽机模型引入。到17世纪末,英格兰开始使用蒸汽机。

这些并非欧洲独有。奥斯曼帝国鼓励该国商人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商品得到全世界各国的争相购买。这两国和印度都有能与欧洲任何国家相媲美的贸易公司。但是一些西欧国家经济生产的集约化、商业化、工业化和农业化发展显著。这种繁荣景象蔓延到了并未直接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它为法国、荷兰和英格兰不断壮大的舰队供应木材,而德国与大西洋沿岸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模仿西方发展方式,以期实现俄国经济的现代化。新财富让相对较小的国家也创立了可以与大型帝国实力相当的军队。

欧洲的扩张与其他帝国一样暴力和激进。古代把城市燃为废墟,将全部人口贬为奴隶,现在欧洲人对加勒比海、北美洲和南美洲当地人采取了同样残忍的措施。贸易成功的国家试图以武力独占利润,或夺取别人的贸易机会。葡萄牙是15世纪第一个侵略印度洋的国家,之后遭到荷兰,再后来法国和英格兰的排挤。17世纪末,这些国家都在这里牢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占领新区域,尽管遇到拼死抵抗,荷兰、法国和英格兰还是在17世纪末强行进入了加勒比海。英法在北美洲利用当地部落之间的分歧谋利,建立起殖民地,之后互相争夺霸权。不过,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朝国力强盛的时候,欧洲入侵者只能对亚洲敬而远之。

一些欧洲国家全球扩张的野心,为统治政权变幻无常与严重分裂的大陆带来了更为激烈和复杂的争斗。17世纪,奥地利、法国、英格兰、荷兰、西班牙、波兰、瑞典和普鲁士都是不可小觑的国家。18世纪,俄国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建立独裁政府,将其发展成军事强国,取代瑞典成为北欧最强大的统治力量。到18世纪中期,西班牙、荷兰和瑞典占据次要位置。18世纪末,波兰不复存在,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

新财富带来了显著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荷兰是一个商人共和国,所有政策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贸易利润。荷兰人的商业才能创造出新的战争融资手段,一个小国由此拥有对抗大国如法国的力量,并有能力继续向海外扩张。荷兰1700年时以不足200万的人口供养着一支大型舰队保护贸易,以及一支军队来守卫边境。它跟其他国家一样也借款,但荷兰商人按时偿付,信誉良好,为未来借贷做好保证。他们就是这样实现了赤字融资。英格兰拥有土地的贵族决定政治事务,他们也发现了英格兰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和殖民力量。英格兰于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并建立国债体系——长期的国家贷款,向借贷者支付很低的利息,而信用度很高——这是模仿荷兰的融资方法。这种灵活的战争融资方式在需要时会增加借款数额,而成本支付分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法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其领导人认为有必要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不知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而经济对战争融资至关重要。法国未能制定赤字财政政策,因为在危急时刻,贵族参与和国家沉默比满足债权人需求要重要得多。26万免缴税款的贵族统治着1900万人口。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政府在战争中陷入财政危机,军事行动大受影响。1695年路易写信给他在意大利的指挥官卡蒂纳说:

发动进攻的唯一困难在于需要花费一大笔金钱……查看国库之后……尽管非我所想,但来年只能选择防守。

1709年之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期间,法国为节省开支,几乎停止了所有的进攻活动。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法国军事活动仅限于占据法国之外的地方,在那里征收“贡献”,用作承担25%的军事支出。1789年,战争融资诱发了法国大革命。

新兴团体共享权力,或是一些传统君主制国家为迎合当权者,努力增强国家归属感,对军事成功展现出强烈兴趣。说到“法国”,人民都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当时通讯很不发达,政府机器的管理范围有限,对许多人来说国家十分遥远,有些国民甚至不会说法语。军队及在军中效力的将士都是精英阶层用来统治的工具,士兵与群众相互隔绝,很多时候根本毫不相干。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大国的伟大成就便是创建常备军,在暴力基础之上建立垄断统治。这种“国有化”军队即便没有普遍推广,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骄傲的选择。

为维护君主的安危,新型军队应运而生。17世纪初期的雇佣兵团独立自主,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瑞典“国家雇佣军”是一支从当地人中间招募而来的常备军,组织缜密的管理机构对军队进行统治,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贵族此时不再担任中间人,转而在军中担任军官,由皇帝为他们支付酬劳,违抗皇命之人可能会受到威胁。这些基本的政治发展是新型常备军的基础。法国君主做出了示范。法国是王朝国家,一直是中央集权,建立军事官僚机构来控制和支持军队是可以实现的。关键人物是省长,他们监督军事管理,与军队同进同退,管控军事基础设施的所有方面。但是,国家能做的十分有限,省长必须监督军队的个人承包商、提供食物的军需商,与其他如管理火炮的人打交道。

君主不得不向旧式军队运行方式妥协。指挥官和上校为继续从“他们的”公司和军团里受益,务必要保证由他们为部队提供服装或现金补贴。这毫无疑问会带来贪污:士兵认为供应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欺骗,而军官向国家申报的士兵人数常常超过实际。根据现代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复杂而凌乱的支持系统,当然比之前来说有了很大进步。士兵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作战动力大为提升。君主以专业枪手、工兵和轻工兵取代平民承包商,这些队伍在围攻战和修建营地与桥梁中至关重要。为满足贸易和工业需求,整个西欧都在改善道路状况,兴建桥梁,加快军队行进速度。改善补给,提供有序支持,战术和战略意义重大。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军队冬季时在边境的堡垒中建立食物和设备储备,帮助他们先于敌人攻占土地。欧洲军队的实力逐渐与奥斯曼帝国不相上下。

新财富为军事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军队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每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小公国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小型军队。路易十四在位时,法国是超级大国,和平时期军队人数为15万,1672—1678年的荷兰战争期间暴增至27.9万,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达到顶峰的42万。1699年奥地利常备军人数为5.9万,到1705年因为战争压力暴增至13.5万,1761年超过20万,法国大革命期间为30万。17世纪晚期大选侯统治时期,普鲁士军队达到3万,他的下一位皇帝则将人数增至4万。不过腓特烈大帝在即位之初便拥有一支8.3万人的军队。这些都是史书记载的数字。战争规模反映了整体人数的上涨:1631年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瑞典以4万大军对抗同等规模的帝国大军;1693年内尔温顿战役(兰登)中,8万法国大军对战5万荷兰军队;马尔普拉凯战役中,马尔堡8.6万大军击败法国7.5万的军队。

和平时期军队数量还是会减少,不过削减的只是部分军队人数。半薪军官摩拳擦掌,期待奔赴战场,重振昔日雄风,这仅仅是18世纪文学的俗套罢了。大量普通士兵领取遣散费离开军队,余下的部分士兵还要以耕地为生。法国在和平时期维持15万人的大军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人当然不属于单个的一支军队。他们中许多人要去驻守要塞,保护道路。军队数量的主要限制因素并不完全一样。

后勤会限制单个军队的规模。军队在远离基地的地方作战,无法携带所有供给,“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这越发成为一个官僚而有序的过程。掠夺会破坏军队赖以存在的纪律,抢劫迫使农民逃离家园,有时他们甚至会不得已组建游击队。“贡献”保证贫困的农村依然稳定。军队得到补给后,多会在最后付出一定补偿,这应该是军队最容易获取食物供给的方式。军队需要运送弹药和枪支,以及符合军官贵族身份的大量行李,再多携带一段时间的食物会减缓行军速度。马匹饲料过于沉重,几乎所有时候军队都要在当地搜寻饲料。虽然“贡献”耗时耗力,行军中的队伍基本可以以此自给自足,至少在农业发达的西欧是如此。军队经常在途中停下来,为下一步行军的初始阶段储备充足的食物。实施围困的军队无法寻找食物,必须设立通信线路并进行守卫。大型围攻战要耗费大量人力,而军队人数往往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因此战争需要动用一个国家全部的力量,这也是确保征战取得成功的唯一方式。比如,1708年8月至10月22日围困里尔的战争中,马尔堡需要3000匹马牵拉80门攻城重型大炮和20门迫击炮,由25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护送。他留下了一半的士兵以保持通信畅通。

欧洲17世纪末形成的战争形态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与古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战争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步兵排成紧密阵型,与敌军展开近身搏斗,战争直到一方投降时才会结束。利器武器成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在火药武器历经4个世纪的发展之后还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多少有些奇怪,但这其实是基于带有刺刀的长6英尺重11磅的滑膛燧发枪带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种武器并不精确:子弹直径比枪膛小,在枪管内的移动不够平稳,容易出现失误。在理想情况下,距离150米时,精心瞄准的武器击中相当于6英尺[1]高的人的几率也不过50%。而在激烈的战场上鲜有理想状况,士兵更愿意选择在50米距离处开火。装弹程序过于缓慢,幸存的被攻击者中可以在持枪士兵射出第二发子弹之前冲至他们面前,而骑兵则会更快。单个的步兵十分脆弱,需要其他士兵利用刺刀形成“箭猪”般的防护。50米排射火力会给密集阵型中的敌军造成惨重伤亡。两排或三排的线式阵型能够将大多数火力发射在冲来的敌军身上,步兵会在战前形成线式阵型,这就是“线式步兵”名称的起源。

进攻时,步兵阵型前方通常由3磅轻型大炮发射霰弹——从枪口射出时便已破裂的枪弹,发射密集而致命的枪火,射击距离达400码[2]。步兵尽可能在距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射击,之后拿出刺刀冲击。如此近距离的对战后果会很可怕。1709年马尔普拉奎特战役中,马尔堡率领8.6万人的军队袭击7.5万人的法军,双方各伤亡2.1万和1.2万人员。要发射如此集中的排射火力,必须有高度的纪律性。这个时代步兵队伍的组成特色是2000—3000人一个团,其下为500—1000人的营(营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再其下为200人左右的连队(由军官进行管理),最后是军士统管的分队。纪律是战士们拧成一股绳锐意奋战的关键——近距离火力排射甚至有直接摧毁一个营的可能。一般来说,最后射击的一方往往会在对战中取胜。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一名法国军官向敌方英军喊话道:“先生们,你们先开火吧!”此话的言外之意在于,他自己的军团组织严密,完全可以抵挡排射火力,不用担心伤亡,而且可以发射自己的火力——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们严密的纪律。在排射火力之后,便是真刀实剑的厮杀。

莫里斯·萨克森(1696—1750年)是一位观念先进、经验丰富的战士。他生于德国,曾在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军队中作战,后来升至司令。他认为军营对战中,最后射击的一方会获胜,鼓励进攻部队迎战敌方防守火力,保证自己的军队在近距离平射射程内射击,随后使用刺刀冲锋。他一生都认可战场上长枪兵不可取代的地位。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人。1702年,马尔堡军队的一名英格兰士兵如此抱怨道:

因为体型原因,我被选为长枪兵。虽然我心里并不情愿,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职务,它是最具魅力最有男人味的。在进攻中毁坏一支长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耀(引发快速而精准的攻击动作),而我离开军团之前,在对战中成功毁坏了两支。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对火力武器不屑一顾,要求军队快速移动至敌军面前。大量实证表明,近距离战争中,面对面搏斗到最后,至少是有希望击破防卫者的物理武器和心理武器。1745年,觊觎英格兰王位的斯图亚特王室后裔的“邦尼王子查理”,在普雷斯顿潘战役中取得非凡成功。他带领的高地剑士以疯狂的冲击吓倒了英格兰常备军,彻底将其击溃。1809年布萨科战役中,一位英格兰卫队的步兵少尉如此汇报击退法国进攻的战争:“在中心地带,敌人拼命冲击的时候,我们在距他们100码[3]以内的地方才开始进攻,并且等到他们开火之后再射击。”

步兵是18世纪军队的中心力量,不过骑兵也会占到作战部队的30%,这一数字与中世纪的普遍只有20%的比例相比已有大幅上升。骑兵此时发展得越发专业化。轻骑兵用于侦察,掩护军队行进,在敌军领土实行劫掠。重骑兵大多依然配备有胸甲,盘踞在敌军阵营附近,随时准备等待阵型出现松动的时机直捣敌方大本营。1693年7月的兰登战役中,法国依赖骑兵冲锋取得了最终胜利。1745年的霍亨弗里德堡战役中,拜罗伊特龙骑兵发动奇袭,为被奥地利紧紧逼退的普鲁士军队赢来难得的胜利。骑兵军团大小不一,一般都是1000个骑兵,分成10个连队,连队则组成中队。

纪律是欧洲军队克服火药武器局限性并最大化提升战斗力的手段。18世纪,军队依然排成方阵作战,也乐意使用杀伤范围更大的火药武器。这样的武器还能作长剑使用。但若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合理的组织和强有力的支援,军官队伍便显得十分重要了。法国有众多地位不高的贵族,其中很多人已然穷困潦倒,而他们的文化传承导致他们不屑于进行劳动或者从商。对这样的人来说,军饷是体面的收入来源。军队薪酬并不很高,也经常无法按时下发,但军官配备有来自其他队伍的仆人,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若晋升为连长,可以在管理军队供给时中饱私囊,收受升迁贿赂,从而赚取金钱。在混乱的军团里,这些年轻军官培养出以荣誉及决斗为中心的战士道德观。冉冉上升的年轻士兵成为政府大人物的客户。借用这些人物的影响力,他们可以买到官职,成为团长,在管理整个军团的过程中牟取暴利。大人物往往将出身高贵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支撑军队,减轻了国王的负担。

与之相反,哈布斯堡王朝是多元化的独立国家所形成的联盟,以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为中心,王朝统治着一团散沙的日耳曼公国、贵族领地和自由城市,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它没有形成像法国那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王朝统治下,各地教士(实质上是教堂和贵族的代表)都想要保护自己的特权。哈布斯堡王朝各地的贵族,尤其是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贵族,从不渴望在正规军队中服役,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教士统治的地方政权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业发展。

但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占据了所有高级职位,他们有能力为年轻的子孙购买职位,尤其是司令官等在晋升途中优势巨大的职位。较低层次的军官主要是普通人,多从奥斯曼边境招募而来,战争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奥地利甚至从整个欧洲征兵,比如说最为有名的尤金王子(1663—1736年)。他生于巴黎,在被法国军队拒绝后加入哈布斯堡大军。即便是到18世纪晚期,有时国王的军团也全由外国人组成。因此,哈布斯堡的军队与法军相比,成分比较复杂,凝聚力也较弱。

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与哈布斯堡一样统治着零零散散的地区和国家。勃兰登堡家族位于普鲁士东部的遗产地域被波兰领土隔离,克利夫斯和尤利希远在西部的莱茵河上。腓特烈大帝的候选人(1740—1788年)意识到自己处在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认为自己有必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以击退潜在威胁,迅速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扩张机遇。因此,他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鉴于帝国内没有大贵族,他剥夺了地方议会权力,以军职作为筹码吸引贵族加入。彼得大帝的专制主义要求俄国贵族加入军队。

军中其他队伍都是由出身最为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欧洲人民组成。法国军队采取自愿入伍的政策,士兵们多为获得入伍奖金而服役。不过,如此招募的兵力明显无法满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需求,因此路易十四重拾古代皇帝的权力,要求所有自由男子参军,加强常备军军力,并通过抽签在18~40岁的未婚男性中挑出人选作为后备军。事实上,中产阶层和富农很容易就能免去服从兵役的义务,军中大部分士兵都来自社会上最为贫穷的人群。在这场战争中,路易十四利用该政策为法国征得了约一半的士兵。但这种做法很是不得人心,在更多的时候,国家还是在利用入伍奖金吸引志愿者。法定最高奖金为60里弗,而很多时候都会超过这一数字,战争期间更是有可能达到500里弗,相当于一年农业收入的5—6倍。军队很少由一个国家的士兵组成。法国皇家卫队由瑞士人组成。许多军团从日耳曼公国大规模招募士兵。

普鲁士经历1733年的改革之后,形成了系统的征兵体系。整个国家划分为区,对每个区通过其拥有炉膛的数量进行评估。每个军团都在自己的基地所在地征召士兵,每个连队再从分区征兵。从原则上来说,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资格参军,但如此大规模的招募会抽空国库。因此,该体系具有很强的选择性——经济实力强的人,也就是中产阶级,可以免除兵役。地主对该体系实行监管,结果便是由他们决定哪些农民应该奔赴战场。

普鲁士的“分区模型”培养出纪律极其严明的士兵。他们跟一群从小便熟悉彼此的人一起度过军旅生活,由从地主家庭里选拔的军官对他们进行管理,这些家族在平民生活里也统治着他们的家族。接受训练之后,士兵一般都会被遣送回家,耕种土地养活自己,削减国家维持军队的庞大开支。士兵的社会地位明显增强,这可以成为他们骄傲的地方,同时也减轻了征兵体系的严苛性,为其注入荣誉感。家园与军旅生活融为一体,打造出纪律高度严明的军队。不过,普鲁士人口很少,战争时期需要在整个德意志和中欧地区征募士兵。1729年,不满普鲁士咄咄逼人的征兵方式,汉诺威与普鲁士差点开战。普鲁士军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士兵都是外国人,战争一旦结束,便立刻将其遣散,节省开支。战俘按照惯例都会被编排进胜利一方的军队中。1760—1761年,普鲁士极度缺乏士兵,刚俘虏的战俘就被安排进普鲁士军中。俄国军队理论上是从农奴中征兵,要求他们终生服役。而实际上,征兵是在地主的监管之下进行,最后成为了具有选择性的专制征兵方式。

鉴于军队整体素质较差,许多人对入伍有抵触心理,士兵训练必须将重点放在纪律上。这一时代的战略要求士兵排成竖列行进,准备开战时则变换为线式阵型,过程相当复杂。士兵要反复练习在惊慌失措难以集中精神的情况下装弹并射击,应对军官突然改变的指令。通过演练,士兵们学会履行职责并服从指挥。纪律比技巧更为重要:很少有步兵在行动前能发射5枪以上。严厉的处罚是家常便饭。腓特烈大帝下令军士杀死任何逃兵。英格兰军队整个19世纪都还会处以鞭笞,而“1号当场惩罚”——将士兵铐在车轮之上——直到20世纪还存在。尽管如此,所有军队都会出现大量逃兵,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对他们的处置反而没有那么严厉了。

18世纪的线式阵型中,步兵是中心力量,辅以骑兵和炮兵。即便在欧洲,军事发展也并不均衡。俄国模仿西方国家对军队进行改造,用以对抗瑞典和其他敌人。面对黑海草原上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奥斯曼帝国和其他蒙古国的继承国,骑兵,尤其是顿河哥萨克骑兵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小觑。边界上的军事定居点为骑兵部队提供了保障。俄国扩张至乌拉尔以外和西伯利亚各地时,骑兵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可以骑马越过森林与草原的边界线。在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的边境由堡垒守护,军事定居点对其提供保障。骑马突袭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奥地利骑兵在作战和侵扰敌军方面都十分厉害,欧洲流行的骠骑兵正是对匈牙利轻骑兵的模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开始恐惧“克罗地亚人”,这是哈布斯堡王朝对奥斯曼边境上定居的基督徒的统称。他们也是出色的轻步兵,在崎岖不平的乡间道路上能给敌人造成重创。到18世纪,这样的散兵部队变得愈发重要。

英格兰军队的结构呈现出另一种特色。英格兰贵族深恐国王会利用大型常备军的力量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宁愿雇佣大陆国家如奥地利的军队与法国作战。法国的帝国野心处处与英格兰的利益产生冲突。但其他国家人并不总是愿意为英格兰的战争拼命,很多人仅仅想收下金钱,将其作为财富的来源。一个复杂的机构负责动员和维持海军。海军部协调许多专门部门工作,如主要管理造船厂的海军局、运粮局、军械局和伤病员委员会。1664年议会同意为荷兰战争投入250万英镑,这是18世纪之前金额最高的单一税,而到1666年海军部已经花费了3200516英镑。债务加之战场上的失利迫使查理二世(1649—1685年)与荷兰谈判求和,但谈判尚未完成,荷兰海军上将德威特便对梅德韦港口发动了大规模突袭,烧毁了大量战列舰,拖走了指挥舰“皇家查理号”。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引发了议会调查,不过原则上还是达成了继续为舰队投钱的共识。

1688年至1715年间,专门保护贸易的巡洋舰数量从8艘上升至66艘,战列舰从100艘增至131艘。当时大多数军队平均500人才有一门大炮,最大的船舰上就有80门。军舰所需的3000支船桨需要从内陆森林运来,陆地运输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成本。桅杆从新英格兰进口,帆桅和变桨来自波罗的海,需要从遥远的海外运送过来。因为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英格兰无法从布列塔进口顶级帆,通过让商人竞争,最后成功地找到了品质优良的替代品。要让这样的船舰停泊,进行维修服务,必须建造石坞,并对其设防。1700年完工的新普利茅斯船坞耗资67000英镑。到1711年,这座皇家船坞雇佣了6488名官兵和工人。海军是不列颠群岛当时规模最大的军队。

因为许多船只平日都搁置不用,船员也就被清退,所以人力是个大问题。海军和陆军一样,和平时期可维持的数量有限。船舰是较为复杂的武器系统,航海也是一项难度颇高的工作,军官必须接受专门教育。对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孩子来说,参加海军可以接受良好培训,获得体面的事业,不像军队那样需要花费重金购买职务,也不像担任神职、律师或研究学术那样,需要漫长且昂贵的教育以及开展学术活动的资质。对一般家庭来说,送12岁的儿子入伍担任小官是一个很有诱惑性的选择。因为对特殊技能的需求,士官和商船水手都可以赚取佣金。鼎鼎有名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1728—1779年)是农场经理的儿子。1755年加入皇家海军之前,他曾在惠特比的运煤船上工作。他著名的“奋进号”就是由运煤船改装而成。军官薪酬通常会被拖欠,但发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型战列舰的指挥官每天可以领取到20先令的酬劳。从俘获的敌方战舰上掠夺的奖金才是真正的财富之源。1758年埃利奥特上尉单单从一艘俘获的法国私掠船上就私吞了2000英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船舰退役,海军只能领到半薪的情况屡见不鲜。

但招募“其他队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船上人员的技能需要花费时间来培养。和平时期对人力的需求相当稳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训练。若战争一旦爆发,则尽快招募人员,战舰也立即投入使用。最显而易见的人力来源自然是商船,但战争时期它们也和海军争夺训练有素的船员。政府为军队投资的能力有限。于是,在港口的街道上,或在海上强行让人登船,进行“强征入伍”。它的目标不是随随便便的任何一个人。法律规定只能“强征”水手,况且海军需要技能娴熟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征”是对取得巨大成功的英格兰航运业进行征税。航运成功源于1660年和1663年所颁布《航海条例》的促进力量。人力资源是海军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英格兰的主要敌人法国和荷兰也受此困扰。大型海军队伍注定是昂贵的。17世纪后半叶,法国倾注巨额财力打造了一支舰队。18世纪的法国舰队受到盛赞,英格兰船舰制作经常向法国看齐。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英格兰在海上建立和维持的众多战舰,法国船舰的精心设计并未给它带来额外优势。

大量船只组成的海战舰队及沉重的大炮几乎主导了我们对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海战的认识,正如陆地战争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大批步兵组成的方阵一样。大型船只行动笨拙,速度缓慢,进行长途旅行困难重重,事先需要精心准备。1693年英荷结成盟友对抗法国的路易十四,建立英荷舰队,护送一支商船队穿过海峡。船只分别从两国驶出,都驶向共同的目的地士麦那。盟国舰队在1692年在巴尔夫勒的霍格河与法国舰队交战时大获全胜,两国政府似乎大受鼓舞,很短的时间内便命令这队商船出发。然而,大型船舰缺乏供给,只护送商船越过布雷斯特而已。法国在圣文森海角伏击了船队,俘获和沉没船只总计92艘,英荷损失比1666年的伦敦大火还要惨重。到17世纪90年代晚期,法国人意识到他们无法打造出像英荷敌人那样的建设项目,在舰队对抗上无法与之匹敌。他们转而发起针对商业的战争。士麦那一役表明,这一转变是极其有效的。私掠船船长自费配备船只,当然也享受政府提供的援助。国家和船长共同瓜分战利品、俘获的船只和货物。英格兰建造起后来被称为护卫舰的巡洋舰,用以击退私掠船。

在21世纪看来,18世纪的战争十分庄重,甚至带有仪式性。军人身穿五颜六色的制服,军队规模较小,移动缓慢,经常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地方深陷围攻。战争发动的原因为“均衡欧洲的权力分布”:一般看来这是个很抽象的概念,而且应当是局部战争爆发的原因。但路易十四试图占领低地国家,扩张法国疆土,威胁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国,一系列战争由此爆发:遗产战争(1667—1668年)、法荷战争(1672—1678年)、留尼汪战争(1683—1684年)、九年战争(1688—1697年),紧接着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况有时激烈异常。1693年莱顿战役中伤亡人数2.3万,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战役中这一数字达到了3.3万,全欧洲为之震惊。

战争的危害不容小觑。比如在法荷战争中,路易显然意欲消灭荷兰,因为荷兰在遗产战争中挫伤了他的野心。在西印度群岛战争中,法国国内积聚的压力导致布列塔尼和新教胡格诺派教徒爆发叛乱,荷兰在背后煽风点火。路易1688年攻占荷兰的菲利普斯堡,促使荷兰与英格兰反对派结盟,于1688年推翻了路易的好友与盟友——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推选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登上王位。由此引发的战争中,荷兰、德国、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地中海、加拿大和南美洲都有参与。平民人口因战争大为减少。法国逐渐在德意志西部建立起军队,“捐助”听起来没有抢劫那么残酷,但对苦难深重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1672至1673年,法国采取焦土政策,迫使荷兰人投降,并于1674年和1688至1689年摧毁了莱茵河巴拉丁领地,切断了敌人的资源来源。18世纪早期的战争进程依然缓慢,但毁灭力丝毫未减。路易吞并大量西属尼德兰[4]地区,并“完善”其他边境,建立起现代化堡垒来守护自己的成果。他的成功依赖于持续的战争,即长时间的消耗战术,法国国王日益增长的财富为这种战术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路易的征战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达到顶峰。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西班牙查理二世(1665—1701年在位)死后无继承人。他的帝国扩张到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荷兰、西班牙、美洲和菲律宾。虽然属于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他与法国波旁王朝的关系也甚为密切。他希望自己的国土能完好无损地交给单个的继承人,最后选择了路易十四之孙安茹公爵腓力。他在遗嘱中明确规定法、西不得合并,但这一遗嘱为合并两国,创建超级大国,称霸整个大陆开启了光明前景。路易丝毫没有顾虑他的遗愿,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西班牙接受腓力作为他们的君主,路易争得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诸侯国如科隆的支持。这些国家都不满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萨瓦伊公爵保护他的意大利边境不受奥地利侵犯。路易怂恿费伦茨·拉科齐领导匈牙利起义,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是反抗法国联盟的核心成员,他又拉进了大多数德意志公国。1701年,利奥波德一世被普鲁士的选侯授予“普鲁士国王”称号,说服他也加入了同盟。英格兰和荷兰也是他的主要盟友。

这场战争是18世纪初期战争的典范,因为防御工事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的大批士兵都被派遣前去守卫据点。军队的中心是体积巨大防御加强的星堡,安放着大量重型火炮。路易十四的伟大工程师沃邦侯爵最为世人所铭记的便是他为法国边界设计出最现代的防御工事。他对战争的巨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围攻战的系统化。1673年马斯特里赫特战役中,他设计了之字形路线包围该城,沿着线路挖掘战壕,创造出更多轰炸或攻击城墙的空间。围攻方静心准备,吃饱喝足的士兵守株待兔般等着对方救援部队的到来,围攻如同数学精度一样有序开展。如果驻军拼死抵抗,围攻会变得血腥不已。里尔在签订条约投降之前,抵挡马尔堡的围攻长达四个月之久,遭受了1.4万伤亡。突击的损失十分惨重。一位年轻军官如此回想他突袭炮兵所造成缺口的过程:

我爬到梯子的一半处,开始大喊:“这是第94个!”我很高兴看到后边的人继续在往上爬……我相信在我的前方并没有太多我们的人——至少我在连队指挥官的上方。敌军被霰弹射中,倒在了尸山之上。

法国与盟国的对峙线穿过荷兰,沿莱茵河分布,这里是欧洲防御工事最为坚固的地区。莱茵河上游处,帝国军队修建施托耳霍芬防线,将法军限制在斯特拉斯堡附近,以防他们以此作为起点进攻德意志西部和奥地利。他们虽发动了围攻和战争,但都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后,突然发生了蔚为壮观的运动。1703年法国将军维拉尔趁盟军不备,在后半年时袭击了施托耳霍芬防线上的兰道,随后又在斯派尔巴赫河上击退指挥不力的救援部队。维拉尔与巴伐利亚的马克斯·艾曼纽一起攻下乌尔姆和奥格斯堡,威胁到维也纳,而维也纳的部分军力被派遣前去压制匈牙利的拉科齐动乱,部分军队则是前去意大利作战。维拉尔从德意志乡村地区征收大量“捐助”,为军队搜罗供给,这些“捐助”承担了他42%的支出,其中包括12.8万里弗的赎金。马克斯·艾曼纽要求瓜分“捐助”中的相当一部分,两人分歧加剧。最终,马尔森取代了法国将军维拉尔。

此时,奥地利显然已陷入危险境地。英国指挥官马尔伯勒伯爵亲率两万兵力向摩泽尔省展开佯攻。5月19日,他突然带兵向南挺近,在途中整合联军,于6月22日到达乌尔姆附近的劳恩海姆。他们每天行军约7.5英里[5],这一点并不惊人,因为实际行军平均13英里[6]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军队而言也算常事。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部队到达时竟然状态极佳,可立即投入战斗。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马尔伯勒伯爵事先的安排,他与代理人麦地那兄弟签约,由他们购买食物供给行军队伍,并用可怕的后果作为威胁,劝说沿途领土“友好的”统治者为其提供帮助。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精心筹备的闪电式长征,但对速度的高要求则意味着马尔伯勒一行人携带的枪支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他只好带兵袭击多瑙韦尔特,夺取了跨越多瑙河的一个桥头堡。在这个过程中,他损失了5000人手,也缺少炮弹来攻击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乌尔姆堡垒。紧接着,他采取残酷的手段,带兵突袭巴伐利亚,迫使麦克斯·伊曼纽尔退出战争。对此,路易十四派遣塔拉尔德元帅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前去支援。他们虽然快马加鞭赶赴战场,却也因为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因为在沿途烧杀抢夺、激怒了德国农民,还受到他们的骚扰。

8月12日,联军和法军在多瑙河北岸边的尼贝尔河两岸对峙。双方大约各有56000人,法军认为联军发动主动攻击的可能性不大,这也不无道理。联军远离后方基地且该地区的主要堡垒都处在法巴联军的占领下,因此仅能靠侥幸获胜,战败对他们而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联军意图的误读,才致使法军及其盟军在战略部署上出现严重失误。位于多瑙河右岸附近布伦海姆的塔拉尔德及其所率法军和左翼马尔森及其精兵,皆在战斗部署上失利。左翼军与右翼军之间为上格劳村,两支军队以此为交界勉强相连。马尔伯勒带兵猛攻敌人防线的中心,约1.4名法巴军投降,伤亡人数达到了2万人。而盟军也在战斗中损失了1.3人。这场损失惨重的战争也向后世证明了近景枪械及集结刺刀在战斗中的有效性。

布伦海姆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维也纳面临的威胁,并赢取了德国对联军的全面支持,但本质上它只是临时削弱了法国的优势,莱茵河沿岸延伸入佛兰德斯的整个法国西线防守体系依然存在。马尔伯勒很快重新投入战斗,攻击佛兰德斯的堡垒,与当地势均力敌的丹麦人开战。然而,到了1706年,当路易改变策略,下令其军队转为攻势时,马尔伯勒赢得了拉米伊战役的伟大胜利,夺占了一些城镇,直到九月份攻打登德尔蒙德强大的堡垒时才陷入僵局。

法国最初在意大利战果累累,尤金亲王率军解除了陷于围困的都灵,击垮法国大军,迫使他们从波河平原撤退,加泰罗尼亚反抗西班牙腓力国王的叛乱形势大好,一支联军从葡萄牙带来威胁。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法国继续作战的决心,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并未呈现决定性的成果。马尔堡1708年7月11日在奥德纳尔德取得了一场了不起的胜利,经过12月份漫长的围攻后,攻下了马尔普拉凯。在这场战争中,马尔堡的军队损失惨重,维拉尔的军队形成有效防守,损失很少,并且有序地撤退。随着战场上势头大减,政治举措登上舞台中心。到1713年波旁王朝开始和平统治西班牙,法国的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虽然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遭受失利,路易十四还是赢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目的是维持起初就已建立的现状。这一时期战争与百年战争十分相似,都是偶然胜利激发的漫长意志战。如若没有摧毁敌军的手段,取胜根本就是海市蜃楼。陆战的胜利要以士兵伤亡为代价,胜者难免精疲力竭,败者也能修复自己的防御工事。海战中任何一方都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战舰依靠风力驱动,很容易到达战场,也很容易被风吹走。战争由此演化为妥协,不是出于主观意愿,而是无力对战的无奈之举。

布伦海姆和法兰德斯这样野蛮凶残的战役会吸引人们全部的目光,而当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之大是十分惊人的。法国新教叛乱持续上演,1709年至1710年的饥荒造成剧烈动荡,进攻行动暂时停歇。路易蓄意在英格兰煽动内战,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匈牙利在法国的支持下,举兵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法国与意大利的冲突给意大利造成极大破坏,葡萄牙始终在法国与盟国之间左右徘徊。海军在海上作战,殖民地也战争不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大概有125.1万人死在战场之上,这其中不包括病死的,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平民伤亡。1715年路易去世时,法国政府欠下250万里弗的巨债。这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是一场局部战争,也许英格兰除外。英格兰的海军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而它又轻易获得殖民地和抵押品,之后从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18世纪的欧洲战争自然不仅仅是正式阅兵场那样的事件,也不是一成不变,士兵和政治领导都要认真反思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膝下只有一女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年在位),法律规定王位只能由男性继承,于是查理1713年颁布《国事诏书》,以此说服欧洲国家同意自己的女儿即位。他1740年10月20日去世后,大多签署国都选择食言。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继承的8.3万常备军可以迅速调动。1740年12月16日,他入侵垂涎已久且物资丰裕的西里西亚,到新年时已占领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结盟对抗奥地利、荷兰和英格兰,因此还爆发了北美的英法“乔治王之战”及印度的第一次卡那提克战争。1748年殖民地的开拓加强了腓特烈在西里西亚的统治,全欧洲公认一个基于顶尖步兵的新型军事力量正在兴起。

腓特烈大帝是18世纪中叶军事史上的风云人物,但1741年4月10日第一次参加莫尔维茨会战时,眼见形势不利,他从战场仓惶逃走,手下的高级官员成为力挽狂澜的功臣,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普鲁士步兵严密的纪律。战争中被俘的一位奥地利官员这样形容道:“向我们靠近的不像是步兵,却像是移动的城墙。”普鲁士此役赢得并不轻松——一共损失4850人——比奥地利多出来约300人。腓特烈生在启蒙运动时代,这场席卷欧洲的思潮认为,“理性”是权力和权威的来源。因此,在1753年发布的《战争原理》中,他系统化地表述了自己的所学。他深知当时步兵排射火力的局限性所在。他青睐在战争中利用熟练的调遣和快速持续的移动来压倒敌人,坚持步兵以紧密的阵型前进,直到最后一刻再拿下肩上的步枪作战。在他的坚持之下,普鲁士军队练习有节奏地行进,保持步调一致。他推行十分复杂的演练,军队可以迅速从行军阵型转换为战斗阵型。战争开始时,首先利用火炮减弱敌人的势头,装备有轻型3磅大炮的步兵为袭击做好准备,而最终摧毁敌人的是气势和冷兵器。他鼓励士兵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冲,直至取得胜利。他的骑兵经过训练,也列为紧密阵型作战,直捣敌方大本营。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用无数机会来实践自己的理论。

奥地利担心普鲁士会成为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危险对手,于是与法国和俄国结盟。这两国的统治者都意欲占领波兰,而波兰是腓特烈的必争之地。英法在北美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法国占领密西西比河的举动引发了1754年在俄亥俄州的战斗,之后法国又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建立了防御工事。因此,英格兰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选择支持普鲁士。奥地利指挥官知道腓特烈钟情于快速行进和以冷兵器发动直接袭击。1756年10月1日的罗布西茨战役中,腓特烈在地面崎岖的乡村袭击了一支奥地利军队,奥地利的克罗地亚非正规军伤亡惨重,他的步兵逼迫奥地利军撤退,不过其撤退十分有序。之后一年的5月6日,腓特烈在布拉格命令他的普鲁士大军对抗守卫森严的奥地利军队,结果损失了1.4万士兵。6月18日在科林他在精心准备之后再次袭击奥地利军队,不料克罗地亚严重干扰了步兵对奥地利军的袭击,奥地利军取得关键性胜利,腓特烈不得已从布拉格撤兵。在每次交锋中,奥地利军都部署火力来对抗腓特烈引以为傲的正面进攻。但1757年12月5日洛伊滕会战中,腓特烈选在更为开阔的地方发动急速进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在这场赫赫有名的胜利战役中,他的步兵对火力依赖要较以前高得多,之前备受忽略的炮兵成为对抗奥地利步兵的主力。

腓特烈构想出建立强大的马匹队伍,驮运轻型大炮和弹药箱,枪手骑马跟随左右,以此削弱敌方步兵的力量,方便自己的骑兵快速有效地行动。1762年6月围困希维德尼察时,他精心部署大炮火力,配备发射爆炸弹的最新榴弹炮。他的步兵巧妙地利用地形,到达奥地利军所在位置。他对工兵没有什么好感,部分原因是在中欧开阔的地域里,防御工事远没有西欧那么普遍。不过,1761年在本泽尔韦茨,面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的强大实力,腓特烈毫不犹豫地决定建造防卫森严的营地。腓特烈和敌人都懂得吃一堑长一智。随着更多国家的加入,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都大为提升。1758年8月的曹恩道夫战役中,腓特烈遏制了俄国的入侵势头,但伤亡人数高达1.2万,俄军伤亡为1.8人。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腓特烈还是一直处于缺少士兵的境地。1777年,他的军队人数达到近20万,是1740年他刚即位时的两倍。

18世纪的激烈战况为军官训练创造了新重点。普鲁士1717年建立柏林预备役军官学校,专门从事军官训练。法国1749年开设梅济耶尔工兵学校,次年建成一座类似的炮兵学校。皇家军事学院1750年成立于巴黎,拿破仑正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类似的学校还有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1713年,俄国建成预备役军官学校,之后陆续建起众多专业学院。英格兰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于1741年成立。这一切都与给腓特烈大帝《战争原理》施加影响的启蒙运动有关,但战争的实际需要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计划炮击和围困,控制大型军队——军队基本上都有6万人——的困难。战争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受教育的军官变得尤为重要。

更多受过教育的军官的加入,提升了战争的知识水平。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表现惨淡,将海外殖民地割让给英格兰,1757年11月5日更是在罗斯巴赫战役中大败于普鲁士之手。于是,法国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国内也掀起了激烈讨论。只有贵族才有权利进入军官团;法国贵族数量庞大,而且其中许多人都穷困潦倒,这一政策将他们紧紧地与国王联系起来。卖官鬻爵制度的废除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好的晋升机会。

吉伯特在战场上青睐使用轻装部队,给一些士兵配备比火枪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步枪,侵扰敌军战线,射击敌方军官。他1766年之后实行了一项最伟大的革新,即军队朝敌军行进时就迅速部署成战斗阵型。此外,他建议在防守时向前方派遣一小队散兵,根据情况,与排成一列(营队通常分散为连队)的进攻队伍混合。这样的战术和组织不仅限于法国。英格兰士兵排成双列,发出排射火力。敌人进入攻击范围后,营队就会从前方发动猛烈火攻。七年战争后期,随着军队规模愈发壮大,控制难度也变得更大。奥地利人已经开始实践由高级军官领导较小军队单元独立行军作战,必要时集结成整体。

火炮制作代价一般来说极其高昂。枪支多制成12英尺[7]长,在堡垒使用时可将枪口伸出去,炮火的威力不会损坏建筑结构。这样的枪支在战场使用时会显得十分沉重笨拙。腓特烈大帝的马上火炮长度更短,以更为轻便的青铜制成。骑手拿着枪支冲击,攻破敌方阵型。1776年格里博瓦尔成为法国炮兵督察,他要求创建一支常规枪手部队,铸造标准化口径枪支。他主持开发建设国有兵工厂的基础设施,包括镗床在内。当冷却金属时在粘土心墙周围能够浇筑大炮,但是这样容易产生不规则的炮膛,炮弹不能紧紧地安装在其中。钻孔制作出更为一致的口径,由此可以制造标准化弹药。在格里博瓦尔体系之下,战场使用的轻型青铜枪支与防御和围攻用的重型武器之间的区别变得分明。

欧洲当时的主导战略是全面的大规模常备步兵队伍进行正面冲突。这些队伍在严酷的战役和围攻中依靠纪律变得强大。欧洲人非常清楚他们所谓的“小规模战争”可以接受任何非主流作战方式。奥地利与奥斯曼边境不断遭受“克罗地亚人”和轻骑兵的袭击,而他们的战术为欧洲18世纪后半期更为流畅的战术贡献巨大。在所有的重大战役中,骑兵和步兵都会进行小规模战争,这是掠夺和征收“捐助”的必然结果。此外,正规军中也有轻装部队,他们的任务就是骚扰敌军。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萨克斯大元帅使用神枪手给进攻的英军和盟军造成重创。北美森林和荒原上爆发的殖民战争期间,英军与法军都雇佣当地部落人员骚扰敌人。其中有名的事件是1755年莫农加希拉战役中,一支法国—印度军队伏击并杀死英格兰将军布拉多克。俄国军队在森林—草原上一边行军一边抢劫,当地小部落同意进贡并服从他们才能幸免于难。俄国通过建立稀疏的防御工事统治了一片广阔的地区,但真正的征服主要是源于当地采取的举措、现代化武器的装备,以及俄国军队偶尔的支援。战争双方都会选择大屠杀并由此营造恐怖氛围,但俄国扩张持续的动力主要来自人口增长,直到中国从亚洲另一头开始的扩张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18世纪是一个叛乱肆虐的年代,但欧洲的人民战争并不多见。美国独立战争中,爱国人士组建民兵队伍,发动人民战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实在是一个传奇。这是反抗英格兰统治的广泛战争。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反抗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他们的积怨深重,最主要的便是不满伦敦征收重税用以支付保护殖民地的费用,而且殖民地上层怨恨伦敦停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继续建立殖民地。公开的叛乱始于1776年,到1777年形势变得严峻。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军围困一小支英军,作壁上观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决定采取行动。一场殖民地纠纷由此升级为世界性战争。革命领导人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如何寻求迫切想要加入斗争的殖民地,招募士兵更是一大难题。华盛顿对殖民地民兵从未抱有太大希望。他也许会同意克劳塞维茨的以下观点:“叛乱行动与其他所有二流队伍的战争性质一样:一开始充满活力和热情,从长远来看却缺少冷静的头脑和韧性。”他的常备陆军从未有足以与英军对抗的实力,但这支军队的存在为支持者提供信心,拉拢持怀疑态度者,给敌人造成了威胁。1780—1781年的卡罗来纳州战役中,非正规战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英格兰在全球各地的扩张分散了其实力,因此只能向北美部署小支队伍,重新征服这一广阔的殖民地区域变得尤为艰难。他们充分利用海洋霸权,大幅提高军队效率。1780年,英军占领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港口,其指挥官康沃利斯从海上运来军队和供给品,以此集结卡罗来纳州的亲英分子,开始渗入弗吉尼亚州。1780年8月16日的卡姆登战役中,盖茨将军的常备军虽作战英勇,但当地招募的民兵逃亡,导致他惨遭落败。英格兰却未能保住胜利果实——它将军队分散开来前去招募亲英分子,新上任的美国指挥官弥敦内尔·格连借机带领实力较弱的军队开展游击战。随着战况日趋激烈,他赢得了一边倒的支持。康沃利斯计划向北推进时,格林的非正规军骚扰英军,支持他为数不多的正规军队。格林利用拖延战术阻断了英军前进的脚步。

欧洲的新发展明显改变了以往草原帝国占据优势地位的平衡。基于速度和轻型武器的游牧战争并无促进火药武器发展的表现,但缔造草原帝国的民族从来都不缺乏优异的适应能力。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比西方邻国的武器和军队组织都要胜出一筹。满族在统一汉地的过程中迅速学会了使用火药。印度生产出先进的枪支。为何这些强大的帝国没有战胜来自欧洲的挑战?这是有内在原因的。他们的失败其实是出于偶然因素——18世纪后期开始,所有的帝国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走向政治衰败。

奥斯曼常备军的震慑力十分巨大:到1670年,有大约5万名亲兵、1.4万名普通骑兵和8000名炮兵。后勤系统远远领先于任何欧洲军队。不过,奥斯曼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有奥地利,东边有波斯,南部草原上还有俄国。奥斯曼最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其亲兵队伍的没落。到16世纪末,亲兵演化为近卫军,推翻建议以新部队取代亲兵的苏丹奥斯曼二世(1617—1622年在位)。18世纪时,他们的军事特性逐步淡化。为了节省开支,奥斯曼允许亲兵从事非军事工作,而这些工作慢慢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这个比例一直在增长)是随时待命的战士。这些人依靠自己的“军事”地位,完全不用缴税。亲兵由此成为政治战士,其军事价值仅限于形式。他们逐渐融入国家的政治派系,根本不可能将其清除或减少其特权,而他们的名义人数还在持续上涨。一些亲兵获得军事封地(提玛尔),他们和其他士绅源源不断地将中央政府的财富转移至封地所在的省份。亲兵的衰落迫使苏丹征募新的步兵和骑兵队伍,无奈中央政府收入骤减,亲兵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帝国无力创建一支新的常备军队,更要依赖缺乏完善训练的士兵。炮兵队伍由于资金不足也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些不安定因素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出影响,加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极其庞大,直到1711年他们还在普鲁特河战役中大败彼得大帝。到1739年,奥斯曼从奥地利手中收复贝尔格莱德,击退俄国向黑海的进攻,迫使他们放弃了新建的黑海舰队以及基地。

亲兵没落与炮兵队伍建设的资金不足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实力,与此同时,俄国与奥地利在欧洲战事中不断学习进步。1770年,俄国在卡尔塔尔战役中以大约4万人的军队打败10万人的奥斯曼大军。俄国凭借两国随后签订的《凯纳甲湖条约》进军至黑海,鞑靼人从此永久臣服于俄国。1791年,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俄国人则将布加勒斯特收入囊中。1792年,苏丹制定“新秩序”,引入法国士兵,学习欧洲模式训练新部队。对军事改革、征收重税的普遍怨恨,以及各省因不满激发的地方叛乱,与亲兵队伍一起,形成了对皇帝新政的反抗。1797年,法国占领爱奥尼亚群岛。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削减了军事改革的势头。英格兰和法国就对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统治权进行争抢,毫不顾忌这些地区位属君士坦丁堡的名义统治者。这就是“非对称性”的后果——落后于欧洲军备竞赛的步伐。

另一支草原力量,印度莫卧儿王朝在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后势力也急剧衰落。他拒绝对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采取宽容政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加剧了他的继任者所统治政府的矛盾,而且他的继任者从任何方面来说,能力都远在他之下,全国爆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1739年波斯王纳迪尔率兵血洗德里,1756年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沙·杜兰尼也举兵攻陷德里。印度当时有很多可能的继承国,主要有马拉塔联邦、锡克联邦以及孟加拉;它们在一系列独立纳瓦布(总督)的领导下进行良好的管理。南方迈索尔邦也潜力巨大。英格兰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贸易公司,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都有基地,但它也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法国在金德讷格尔和本地治里建有据点,葡萄牙和荷兰也都有自己的飞地。所有这些公司都有舰队作为支撑的私人军队,不过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挑拨他们互相争斗。此时缺乏的是建设强有力的地方统治。七年战争之后,英格兰的实力远超法国,马拉塔和锡克的军事力量不容小觑,可惜都不够统一,与穆斯林的迈索尔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英格兰人的紧密团结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干预当地统治。东印度公司运营成本极高,经常入不敷出。随着莫卧儿王朝统治的衰落,获得扎吉尔(军事采邑)、分配地方收入成为利润极高的重大商机。要想获取高额收入,取得收税权利是最佳选择。1756年,孟加拉的纳瓦布与英格兰发生冲突,占领加尔各答。许多英国囚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被囚禁在极度拥挤的地牢之后不幸身亡,这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黑洞。克莱夫率领英军迅速夺回加尔各答。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以3000人的军队迎战纳瓦布的5万大军。克莱夫买通众多纳瓦布的支持者,瓦解敌军力量,而东印度公司扶持起一个傀儡统治者。克莱夫的士兵中有2000多人都是当地士兵或印度兵,只有包括枪手在内的1000人是欧洲人。1764年的布克萨尔战役中,英格兰人的7000人的公司,以不足1000人的军队战胜3万印度军队。说到英军胜利的原因,印度指挥官赫克托·门罗解释道,他们有“常规的纪律,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到1773年,英国统治了孟加拉和其他小邦国,这不仅仅是军事胜利;许多当地知名人士都更为青睐英格兰稳定的统治。不过,招募地方士兵,以现代化战争方式进行训练,才是胜利的先决条件。

印度统治者深刻明白制定类似的纪律和战略的必要性,为英格兰的帝国之路创造不少挫折。英格兰历经4场战争,直到1804年才制服迈索尔,于1818年又结束了3场马拉塔战争。兰吉特·辛格领导的锡克创建了以拉合尔为中心的强大旁遮普帝国。他们的军队由法国士兵担任军官,负责训练,装备以现代化火炮。此前这些武器都被英国垄断。兰吉特1839年去世后的王位继承纠纷给英国可乘之机。英格兰经过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才在1849年吞并锡克。英格兰在印度的统治权主要归功于巧妙的外交策略,建立土邦网络,土邦统治者同意采取合作态度。印度城市的商人也认为公司的统治十分稳定。18世纪印度纷繁的邦国为士兵带来巨大市场,公司提供丰厚的待遇,完善的服务,成功垄断市场,创建了强大的印度士兵部队。英国的统治地位建立在军事战略赢得的胜利之上。发展势头旺盛的轻型军队曾是北部平原上取胜的关键,之后被炮兵和小型骑兵队伍所支持的步兵队伍取代,这些步兵以严明的纪律为人熟知。欧洲战争方式此时已经明显取代草原民族战略。当地不同统治力量虽存在文化差异,但都热心推崇新的军事策略。可惜印度的统治集团本质上是分裂的,没有一个强大到能生存下来。这不是军事“非对称性”的体现,而是政治软弱的结果。

再往东的清朝,已将中国建设为一片没有敌人的土地。在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1662—1722年在位)、雍正(1722—1736年在位)、乾隆(1736—1796年在位)——的统治下,清政府接纳明朝政府结构和文化,同时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特色和特权。在中国的战略位置,尤其是北京周围,建立满族旗军驻地。旗军不过是由少数贵族组成,大规模军队还是从军事定居点招募的绿营兵。清政府的主要敌人是草原游牧民族与俄国向东方发动的进攻。康熙摧毁了俄国在雅克萨建立的据点,并于1689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里划定的中俄边界保持了将近两个世纪。清政府熟知草原,这里曾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以高效的后勤体系为在无际荒原上作战的部队提供补给,征服游牧民族。面对准噶尔盆地持续的抵抗,清政府决定在1757年进行大屠杀。1750年,亚洲内陆大部分地区及西藏都被纳入中国疆土,帝国面积几乎翻倍,人口在1800年达到3亿。满清此时没有了强劲的外部敌人,便无心改革军队。统治者对绿营兵一向不够信任,任由供应士兵的军事定居点走向没落。满清帝国疆域广阔,所处位置相对独立,看似不会受到军事“不对称性”的影响,但这种不受影响的状况并未持续太久。

1789年一般被看成是欧洲军事史上的一个突破点。法国大革命释放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允许所有(男性)市民加入政治社会,众多人民纷纷自愿加入队伍。这显然是一种简略的真实性描述。1791年法国遭受外国攻击,大批志愿者加入军队,以热血保卫国家和他们从中收益颇丰的革命成果。一支约50万人的军队建立起来。法国国歌《马赛曲》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精神:

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这首歌1792年写成时,志愿者已经踏上了回家的道路。1793年,法国开始强力推行一项不公平的征兵政策。政府大力渲染爱国热情,征兵还是激起旺代的叛乱(1793—1796年),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与此同时,爱国情绪帮助法国政府将力量延伸至各个省份,成功招募并维持了规模极大的军队。问题在于,人民的爱国热情时涨时落。年轻的拿破仑1796年统领意大利军队时,激励士兵的方式与成吉思汗极为相似:

战士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战士们:政府亏欠你们的太多,给予你们的太少。你们在崎岖不平的战场上展现出非凡的耐心和勇气,却未能获得荣誉,连一丝一毫的光荣也没有。我会带领你们进入世界上最丰饶的陆地,繁荣富裕的城镇皆交由你们处置;那里处处是荣耀和财富。意大利的士兵们,你们难道还缺少勇气和耐性吗?!

拿破仑继承征兵制度,并对新招募的士兵进行长期训练,将他们打造为经验丰富的战士。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他在1807年之后不得已越来越多地起用新兵,军队作战素质被严重拉低。在领事馆和帝国的作用之下,许多士兵根本就不是法国人,而是从“解放的”土地如意大利招募而来。1812年入侵俄国时,拿破仑80万的军队中法国人还不到一半,3.4万为奥地利人,9万为波兰人,9万为德国人,5.7万为意大利人,其余士兵则来自其他国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不过法国军队中一直都不乏外国人的身影。大规模军队是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所在。大型军队可以很好地掩蔽防御工事,发动歼灭战,也能承受作战中重大伤亡及逃兵带来的损失。1812年6月22日,拿破仑带领约60万兵力进入俄国境内,到9月7日与俄军对战时,这个数字已下降至13.5万。逃兵是人数骤减的主要原因。仅凭热情无法维持和团结一支军队,要取得胜利,结构性变革至关重要。

军队核心是军官和士官。法国革命废除了贵族晋升制度,有才能的人士有机会登上军队的最高层级。F.J.列斐伏尔1763年加入皇家军队,1789年成为中士,1793年荣升准将,1804年更是成为拿破仑的元帅之一。这个被称为“王座旁的利剑”的精英群体,集中体现了法国军官的机遇,有效提升了士兵的勇气和效率。拿破仑坚信纪律和训练的重要性,这些军官时刻准备好为实现个人抱负而努力训练士兵。据说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打造的军官和士官队伍的确是将持续的战事作为升迁的平台,而他们的出身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阻碍。他们将皇帝看做模范和庇护人,形成法国军事结构中生机勃勃的动力,军队的其他力量来源则是纪律与训练。

庞大的军队必然会面临控制的问题。拿破仑为应对这一困难,将军队分为2至3万人的军团,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步兵、炮兵和骑兵,是有权独立行动的组织,作战时,再选择合适时机将军团集结起来。拿破仑建设了一支能力出众的下属队伍,他们明白他的想法,有能力独立行动,必要时迅速加入他的行动。他将自己的军队分散为小单位,行动快速,控制有力,足以应对任何敌人。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达武带领第三军团在48个小时的时间里行军70英里[8],为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9万人的军队在耶拿与4万人的普鲁士军队对峙,给对方造成2.5万人的伤亡,迫使其撤退。与此同时,下级军官达武带领2.6万第三军在奥尔施泰特附近迎战约5万的普鲁士主力军,也取得了一场伟大胜利。

拿破仑继承了旧政权下军事制度的改革思想。18世纪时军团系统已经开始萌芽。法国军队同样建筑在过去体系的基础之上。早在1789年之前的军队就开始采取纵列进攻战术。该战术适合革命早期缺乏训练但积极热情的军队,与拿破仑对快速行军的青睐不谋而合,纪律严明的军队进一步提高了战术的有效性。拿破仑会根据情况使用线式和纵列阵型。法国军队发动进攻之前,派遣大批轻装狙击兵,这些士兵不会临阵脱逃;万一逃走,还有大型军队补上。一位现代作家如此描述面对以狙击兵作前阵排成纵队阵型的法军的情形:

身临其境地想象。一群散兵包围住你排列紧密的阵型,在掩护之后发动混乱的火力攻击。如果你伸出刺刀进攻,他们便一边散开一边射击,等你回到原本的位置后又紧跟着你,直到将你的阵型打散成七零八落。在战火弥漫之间,纵列阵型突然出现,声势浩大,气势如虹,12个体型健硕的士兵拿着刺刀选择最佳位置,进攻你们精疲力竭的士兵(在对战时只有三列)。

拿破仑坚持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稳定的步兵队伍是军队的中坚力量。他打造的骑兵队伍极其优秀,以飞快的速度增强队伍的移动性。拿破仑是训练有素的炮兵,深知标准化的重要性(格里博瓦尔将标准化的概念引入了法国皇家军队)。他经常将炮火集中在炮兵连,对敌人进行轰炸。作战时他一般会发动正面进攻牵制敌军,然后派遣主力部队从两翼进攻,直击敌军后方。

速度是拿破仑战略和战术的核心所在。1805年8月,位于布洛涅的拿破仑大军正计划入侵英格兰,却收到俄国和奥地利要第3次建立联盟的消息,于是决定迅速向东行进。7支军团约30万人在莱茵河汇合,于9月25日穿过河流。为了提高速度,他们选择独立行军,并于10月20日在乌尔姆包围奥地利大军,包括他们的指挥官麦克在内。11月法国占领维也纳。军队随后汇聚起来,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击败奥地利—俄国联军,签订了一个苛刻的和平条约。

这些方式的产生都不单单是军事原因。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一直都未能找到筹集战争资金的理想方式,却又树敌无数。采用闪电战消除威胁势在必行,深入敌军腹地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军队支付成本。大胆的行动实际上是出于经济原因的必须选择。法军不允许军官携带大量的个人行李,并削减了军需车队,士兵不得不在所侵略地区寻找生存手段。军队取得一定胜利后,便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大片地区收取贡品,正是这些贡品支付了法国战争的费用。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指导共和国的军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他们得依靠敌军领土来养活自己。”他们的敌人的确承担了开支。1806至1808年间,光普鲁士就为法国大军支付了6亿法郎。

法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敌人的分裂。法国大革命受到传统君主制的厌恶,也为个别国家寻求利益创造了新环境。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十分渴望占据波兰领土,自1772年便开展侵袭行动,到1793和1795年进一步分割了波兰领土。欧洲大国纷纷希望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中获益。大陆国家发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从连年的战事中获利丰厚,将其看成一个并不牢靠的盟友。因此,虽然有7次联盟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政府,但也不乏和平时期。这些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做出了巨大努力,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政府共同存在。

然而,拿破仑追求欧陆霸主地位的野心最终促使这些国家决心结成联盟,共同对抗他的扩张。拿破仑过度使用了自己的军队。1812年,3万士兵还在西班牙打击规模相当的游击战支撑的英葡西军队,他又命令队伍向俄国发动袭击。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纷纷效仿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早在1807年2月,俄国在艾劳会战中与拿破仑的大军形成相持局面,法国伤亡1.4万,俄国2.5万。拿破仑在当年6月的弗里德兰取得大胜,但损失了8000人。1809年5月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中,奥地利人挫败法军渡过多瑙河的计划,双方各损失2万兵士。7月拿破仑带领19万大军杀回此地,完胜奥地利人,但也付出了3.4万伤亡的惨重代价。1812年俄国对法国的胜利加强了这些国家结盟对抗拿破仑的信心。之后在俄国痛失顶尖骑兵,给拿破仑带来重重困难。1813年10月16—19日莱比锡战役中,20万法军遭遇了30万联军。上帝很明显站在了人数占优的一方。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宏大的战略战术吸引着人们全部的关注。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战场与18世纪一样,士兵们依然要进行近距离的血腥厮杀。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圣希莱尔将士利用手中的刺刀拿下了至关重要的高地,将联军队伍一切为二。纪律之上构筑的稳定性是在战火中团结作战的至关重要因素。西班牙威灵顿军队中的乔治·黑雷尔回忆维多利亚之战(1813年6月21日)时这样说道:“不一会儿炮弹集中在葡萄牙第17军紧密阵型之前……在离我们只有17码[9]的地方。杀死一名军士,夺走每位守旗官的一条腿。”同一部队的一名低级军官如此回忆在塔拉韦拉(1809年7月27至28日)遭遇敌人进攻的情形:

最易受到攻击的左侧和右侧士兵接到命令,静等法军到达40码[10]范围以内再起身作战,发动排射火力,利用刺刀将敌人击退。我方将士的冷静瓦解了敌人的决心,不但未遭受袭击,反而发动了漂亮的进攻……总之,敌人每次靠近都遭到惨烈屠杀。

规模如此宏大的战争必然带来惨重损失。据估计,1806至1814年期间,200万法国人在拿破仑的军中服役,其中伤亡的军官有1.5万,9万士兵死于战场,30万人在医院中不治身亡,62.5万人或失踪或被俘。1812年20岁的士兵中70%可能都被杀了。军官的损失严重降低了军队的忠诚度,对队伍的实力影响巨大。消耗战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此时法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总是居高不下。1813年,阿列日省省长强烈抗议征兵要求:

我已经贡献了所有的年轻人。我肯定到1813和1814年再没有年轻人为我们传宗接代。征兵要求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战争过后,再没有可以工作或结婚的青年人。

反对征兵的暴乱成为常态并不难理解,执行这一政策的宪兵时常遭受猛烈的攻击。1812年之后,法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力衰落,贡品数额大幅减少,国内税收随之上涨,加剧了内部矛盾和混乱。所有这一切给拿破仑的政治基础施以重压,迫使他在1814年退位。

法国经历大革命,创建大规模军队,打破了欧洲的平衡。军队由敢于冒险的将士统领,他们乐于寻求最为有效的作战方式。传统军队经过漫长而艰巨的消耗战才击败法国。1815年的和平会议——维也纳会议,试图遏制法国势力,重建和维护欧洲和平,坚决摧毁他们视为致乱之源的民族主义。和平建筑师梅特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深刻明白对一个民族众多的帝国来说,民族主义的危险性不可小觑。拿破仑的野心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强烈震撼,他们普遍认为寻求力量制衡且允许有限战争的存在,是实现和平和繁荣的最佳途径。军事由此受到不小的影响——与君主关系密切的长期军队建立起来,似乎是应对民众起义的良好方式。普鲁士依然青睐短期兵役制度,维护规模相当的常备军,但它的体系极大地集中在君主左右,可以适应上述影响。法国选择建立长期军队,而短期军队规模并不可观。英国崇尚自由主义,其思想影响广泛,考虑到大型军队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沉重负担,最终同意了这一保守的观点。致乱之源的确是十分强大的。军人依然钟情于民族主义——尤其是建立史无前例大型军队的欲望,足以让他们对民意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其他力量也在破坏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协议。

克劳塞维茨中肯地评论道:“战争中的新形式很少是源于新发明。”他讲的是新财富和新科技带来的改变。据说,拿破仑曾说:“英格兰,不过是小店老板。”但在这个他所鄙视的国家里,爆发了一场财富生产革命,随后改变了战场。煤炭驱动的机械制造出廉价羊毛和棉制服装,成为士兵的衣服。铁,以及之后越来越多使用的钢,将大规模制作精良武器变为可能。1809年,拿破仑悬赏1.2万法郎给能够发明食物保存方法的人士,为军队提供口粮。法国人阿佩尔设计出玻璃罐藏食品方式,英格兰的彼得·杜兰德发明了更为耐用的镀锡薄板金属罐。19世纪50年代,镀锡金属罐实现广泛生产且成本大跌,军队自1809年便苦苦寻求储存充裕食物的方式此时已经找到。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国会议员和前公使威廉·赫斯基森被“火箭号”列车撞死。这是一场意外,但凸显了一个问题——铁路会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死亡。1859年拿破仑三世决定代表新生意大利王国对抗奥地利。法国军队乘坐列车迅速到达波河平原,让奥军大为震惊。工业发展为军队提供衣服、食物、武器,便捷地运送队伍,这在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很快获得了远距离控制军队的手段。1844年莫尔斯发明电报,连通华盛顿与巴尔的摩,跨越距离阻碍,实现了即时通讯。1875年,伦敦成为数百万公里电报线路网络的中心,几乎与所有世界中心连通。

新技术也为海军带来巨大影响。18世纪晚期,船运行业已经开始使用蒸汽动力。1833年,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的螺杆驱动船“大西方号”遨游在北大西洋之上。欧洲国家的海军正在试验使用蒸汽动力。法国炮兵军官亨利—约瑟夫—派克汉斯发明了一种高速平射炮,可以发射22厘米(8.5英寸)60磅的炮弹。到1838年,这一武器经过充分开发,给海军造成巨大威胁。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人达尔格伦对它进行了改良。1853年11月30日,装备了38门大炮的俄国中队在锡诺普彻底摧毁了一支土耳其舰队,说明了“木墙”的不堪一击。俄军对土耳其的进攻成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众多诱因之一。这场战争中,英法海军清除了黑海上的俄国军舰,却很难战胜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国基地,这里的海军装备了大量新式海军大炮。战争中的失利突显了建造铁船的紧迫性。1859年法国打造出“光荣号”木制蒸汽螺杆驱动船舶,外壳为铁制,但一年后就败给英国的“战士号”——完全由铁制成的战舰,力量强大,行驶速度每小时可达14海里[11]。此时的船舰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风力,但风力长久以来的霸权地位行将终结。克里米亚战争也透露出其他迹象。

1853年,英国开始使用恩菲尔德步枪。人们早就发现,在步枪枪膛内制作来复线,让子弹产生自转,可以提高射程和准确性。问题在于制作来复线成本昂贵,子弹必须装入枪筒内的螺旋凹槽,装弹过程极其缓慢。随着铁和钢的质量得到提升,新机械可以更为快速地生产枪膛,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尺寸准确度。19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军官米涅发明了圆锥形子弹,底部有空洞,可以毫不费力地装进膛线枪管。射击时,空洞变大,周围的铅融入膛线凹槽之中,引发子弹旋转。这种枪的理想射程达1000米,实际射程可以到450米。它主要使用铜制雷管点燃,比以燧石引燃火药的滑膛枪发射速度要快得多。新步枪减少了雨水和潮湿引发的擦枪走火,可以在较远距离对进攻部队发射几次火力。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手持滑膛火枪,排成密集阵型,试图进行近身搏斗的俄国大型步兵队伍因这一战术遭受惨烈损失。新步枪是印度叛变(1857—1859年)的诱因之一;传言说猪油、牛油混合的润滑油被涂在了子弹纸皮包装上。印度教视牛为神灵,忌食牛肉,而伊斯兰教则视猪为污秽之物。恩菲尔德步枪在平定叛乱中威力巨大,因为反叛的当地印度士兵还装备着落后的滑膛枪。1854年11月,英国花费两小时重新部署了两门重要的12磅大炮,每门都重达2吨。威廉·阿姆斯特朗听闻此消息感到震惊万分。于是,他发明了著名的12磅后装炮,将重量降至四分之一吨。阿姆斯特朗知道他的对手——普鲁士的克拉普正在研发钢炮,但用于大炮中的话,钢的坚固性会大打折扣,所以他选择了熟铁。

自17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军队的主要改革便在于组织结构。纪律是军队的根本粘合剂。18世纪的欧洲军队从本质来说还是以紧密阵型排列,进行近距离战斗,但此时的他们组织严密,得到良好支援,实行铁的纪律,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武器的局限性。荷兰、瑞典和波兰这些较小的国家从竞争中或退出或被击败,而大国之间基本上还维持着力量的制衡。大型战争对欧洲整体并未产生剧烈影响。士兵学习如何打破令人沮丧的僵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更是如此。因为各方面原因,军队中贯彻了冒险精神。但拿破仑过度自信的扩张行为让这一精神蒙受了污点。

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是欧洲在全球地位的变化,变化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欧洲国家军事实力不断增长,正值其他地方发展衰退和停滞。强盛时期的奥斯曼和莫卧儿威震四方,可以抵挡任何干扰内政的行径。欧洲发展虽然迅猛,但除了海事方面,在这些国家面前并无明显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入侵印度,是因为印度内部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在大陆的统治日益减弱,甚至在1850年被冠上了“欧洲病夫”的名号。随着当地势力的衰退,荷兰和葡萄牙在远东建立的小型基地也发展为殖民地,法国则统治了过去奥斯曼在北非的保护领地。

欧洲能够实现扩张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农业和工业革命加速了财富积累的脚步。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差距巨大,但无处不在。就连面积很小的国家如英格兰都具备了建立军队的能力。草原帝国走向没落,让这些军队看起来更为强大。欧洲国家一旦没有赖以存在的有限的现代设施,便不堪一击。法国征服北非时就遭遇了重重挫折。1839年,英格兰入侵阿富汗,以遏制俄国势力的扩张。经过一系列的失利,4500人的部队和1.2万随军平民试图撤退,却悉数被杀。只有一名医生威廉·布莱顿幸存,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1840年,欧洲军事技术力量伸向中国这一屹立在欧洲以外的最后一个大帝国。所有外国与中国的贸易都是通过广州进行,从理论上来说贸易得到了严格控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有很大的中国茶叶和陶瓷市场,而它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通过非法向中国出售印度鸦片来支付进口商品的成本。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对此采取纵容态度,许多商人更是在其中分得一杯羹。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行业规模十分惊人,每年向中国输入约900吨鸦片。帝国此时决定行动。

中国1840年没收并销毁鸦片的行动为英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英国派遣一支军队和舰队驶往中国南方,重建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的船舶“复仇女神号”是一艘铁壳明轮蒸汽机船,装备有12磅和32磅大炮。它与其他船舰一道,炮轰中国的防御工事,随后派遣步兵出击进行占领。它们在海岸造成严重损坏,并且侵入长江地区。中国清政府1842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向英国开放更多港口,赔偿销毁的鸦片损失,割让香港给英国。法国和美国1844年要求清政府作出类似让步。值得关注的是,欧美国家几乎不费任何力气就赢得了胜利。英国政府不需要人民作出牺牲便赢得了胜利,并给以前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从组织、技术和后勤来看,19世纪的欧洲战争已然演化为国际化战争。18世纪占领新世界获得的财富帮助欧洲国家发挥了有限的火药技术潜力,将其扩散至全球。此时草原帝国正在走向衰亡,无力抵挡自己曾经占尽优势的缓慢移动方阵。19世纪,科技发展引发了真正的军事革命,进一步强化了欧美国家的优势。

[1] 约合1.83米

[2] 约合365.8米。

[3] 约合91.4米

[4] 西属尼德兰:约1579—1713年间西班牙帝国霸占的低地国家南部省分,大致相当于今比利时和卢森堡。

[5] 约合12.1公里

[6] 约合20.9公里

[7] 约合4.0米

[8] 约112.7公里

[9] 约合15.5米

[10] 约合36.6米

[11] 时速约合25.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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